石碑，早在秦始皇时期，就出现了，秦始皇用碑刻写功绩，表彰功臣，奖励德高者，甚至祭奠亡者。故石碑分为功德碑，功绩碑，墓碑，功名碑等，后书法家把文字刻写在石碑之上，也就有了书法碑。

石碑刻写，采用深线条所产生的视觉效果，以书法和篆刻作品发挥的蕞为精致。这些作品都是藉由文字做为造形创作的媒介，在字形的外廓方面讲求线条的匀称，内里则追求线条粗细的变化及间隙的平衡。而创作者进而把情感投入其中，经由线条的和谐、平衡、演进、节奏等方式，产生统一与变化。

从前，往返台北宜兰间可不是简单的事，你必须花费三天的时间，翻山越岭外加乘船涉水，水路、陆路交替才有办法来到兰阳平原。沿途所经的陆路统称为“淡兰古道”，我们所熟知的“草岭古道”只是其中一部份。虽然，路途十分的艰辛，来来往往的人还是非常的多。

同治六年（一八六七年）奉命巡守噶玛兰的总兵刘明灯，从艋舺一路走至三貂岭顶，为了让此处能够拨云见日，大笔挥毫立下了“金字碑”。此碑为长方型立碑，碑首刻有双龙抱珠，两旁以蔓草连纹装饰，碑文为小篆，并贴有金箔，显得金亮堂皇，因而得名。

继续往前走，来至草岭山腹，刘明灯一行人遇到了大雾，无法判别方向，是传说中的山魔作怪之处，他赶紧于巨石上提刻“雄镇蛮烟”四字，怪雾顿时消散，重现光明，犹似神迹，后来往返的商旅莫不称道。“雄镇蛮烟”碣为横幅行书，今日观看，仍可感受到大字雄迈浑厚、淋漓摄人的印象。

再往前走十分钟，路变得狭小了，加上满谷的芒草，若兴起大风，对路过的人有着莫大的威胁。相传刘明灯的大轿顶在此被狂风吹落，他乃以芒花为笔就地挥毫，手书一个草书“虎”字，命属下刻于巨石之上，以镇住狂风。一般都认为，刘明灯是取易经“云从龙，风从虎”的句子，但是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，“虎”字上头两点，好比老虎的利爪，威猛无比；或者，也有人认为是伏虎的耳朵，都有雄镇利风之势。

魏晋以来的禁碑令，在隋代皇年间才得以解除。但一般来说只有朝廷官员才有资格立碑并有尺寸限制，规定：“三品以上立碑，螭首龟趺。趺上高不得过九尺。七品以上立碣，高四尺。圭首方趺。若隐沦道素，虽无爵，奏，听立之。” （《隋书·志第三·礼仪三》） 虽有等级的限令，实际上仍是宣告了禁碑令的废止。由于墓志已流行了几百年，并且没有等级限制，致使隋代墓碑存世不多，但墓志不少。隋以后，墓碑和墓志并行不悖，积久成俗，为后世封建社会所沿用。

唐朝 （公元 618-907） 经历二百八十九年，先后更替二十四位皇帝，有衰落，也有兴旺；也有太平盛世。虽然几度波折，但它仍然是封建社会的盛期。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大变革虽然由中原内部引起，结果造就了南北民族大融合，各方文化大量输入，中原文化大量南渐，为盛唐注入了新血液，打下了新基础，文化艺术都得到发展。对于墓碑而言，魏晋有禁碑条文，到了唐代，出现了“护碑”的法律条文。《唐律疏议·杂律下》“毁人碑碣石兽”条称：“《丧葬令》：‘五品以上，听立碑；七品以上，立碣。茔域之内，亦有石兽。’其有毁人碑、碣及石兽者，徒一年。” 在这样一个护碑的时代，丰碑巨碣，目不暇接。碑文、书法、刊刻和工艺装饰等尽显大唐气象，在碑的设计上达到了一个，至此“唐碑”成为后代的碑刻范式。

唐代墓碑的辉煌，得力于良好的社会背景。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支持与投入使墓碑的文化价值、实用价值、艺术价值等达到了历史的。

现代国内墓碑雕刻的内容，除了传统文化的沿袭外，更多的倾向于装饰性的雕刻。

现代墓碑雕刻的内容，一部分内容是宗1教信仰的元素，例如基1督教的十字架形式，更多的是传统文化和装饰性内容为主。比如常见的雕龙画凤、墓碑碑柱上的石雕狮子或者大象等神兽，栏板和立柱上的花草鸟兽颇为常见。

当然，还有少数区域或者姓氏的图腾算是比较个性的符号。但是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慢慢这些雕刻的元素趋向于同质化，比如常出现的碑顶的祥云图案。